一、屈原[战国]——“宁溘死以流亡兮,余不忍为此态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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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,古称金陵,又名建业、建康,史家称其为“六朝古都”、“十朝都会”。南京所谓之六朝故都,是指三国吴,东晋,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宋、齐、梁、陈,共计六朝。除了以上六朝,后来又有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、明朝前期(洪武建文年间
,以及永乐早期)、太平天国,以及国民党政府,也曾建都于此,合起来一共十朝。

一、五柳先生陶潜**

屈原是中国第一个大诗人。小时候念过《新三字经》,里面说屈原的那段话现在还记得:“楚屈原,赋离骚,投汨水,品格高”。他是够窝囊的,被小人上官大夫进了谗言,又被楚怀王流放。最后国破人亡,慷慨赴死,连命都搭上了。

这么一个公认的帝王之都,但却都是短命王朝,最长的为东吴,也只有61年。不要说明,以南京为都的明朝,实际亡于第二任皇帝朱允炆。而朱允炆之所以会被其叔朱棣打败,和南京无险可守有很大的关系。

这个典故出自晋陶潜《五柳先生》传:“先生不知何许人也,亦不详其姓字。宅边有五柳树,因以为号焉。”“五柳先生”就成了高人逸士的代名词。

他窝囊的理由嘛,一是感觉他有点自恋,你看《离骚》里写的:“帝高阳之苗裔兮,朕皇考曰伯庸。摄提贞于孟陬兮,惟庚寅吾以降。皇览揆余于初度兮,肇锡余以嘉名。名余曰正则兮,字余曰灵均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,又重之以修能……”翻译成白话就是“我的血统真高贵呀,我的生日真吉祥!我的外表帅呆了,我的名字也真棒!我不仅很内秀啊,而且还很有特长!”你说他自恋不自恋。不错,屈原是宁折不弯,但宁折不弯的背后恐怕还有点心高气傲,视同僚如草芥,所以他的郁闷有点自找。还有就是他毕竟跟楚王沾亲,出身高贵,前半辈子基本上没吃过什么苦,又位高爵显,当过楚国的副总理,活跃在战国末期的政治舞台上。他被楚怀王信任过很长一段时间,可以说他在有生之年也算部分实现了人生理想的。

南京虽有“龙盘虎踞”的之势,但显然无险可守。很大程度上,以此定都的王朝,大抵是被诸葛亮忽悠了。

诗词中“五柳先生”除经常借指高人逸士外,“五柳”也成为高人逸士隐居之地的代称。变体用“五柳”、“先生柳”。

二、司马迁[西汉]——“哀莫痛于伤心,诟莫大于宫刑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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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、王维《老将行》:路旁时卖故侯瓜,门前学种先生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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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南京第一次成为国都(吴国首都)时,诸葛亮出访吴国,来到南京,他以军事家的眼光考察了南京周边的地形地貌后,认为南京是“虎踞龙盘”之地。所谓虎,是南京城北的紫金山,亦名钟山;所谓龙,是绕石头城浩荡东逝的长江。以诸葛亮的眼光看,南京有作帝国首都之风范,所以诸葛亮对孙权说“钟阜龙蟠,石城虎踞。”——诸葛亮目的很简单,打消孙权的狐疑,忽悠孙权抗曹,所以才说,孙啊,你这地方是皇帝的位置,上天注定你会成为皇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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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继承父志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太史令虽然官位不高,但对他来说足够了。他的遭遇是人尽皆知的。当时飞将军李广有个孙子——李陵,跟匈奴打仗,寡不敌众,迫不得已投降。汉武帝要诛他九族,实在太过分。司马迁于心不忍,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多了一句嘴,便飞来横祸,被施宫刑。这当然是奇耻大辱,何止窝囊。这还不算,武帝还特意给他安置了一个官职——中书令。这个官在汉代一般都是由宦官充当,像是故意羞辱司马迁。

比较有意思的是,孙权等吴国君臣还就信了——只能说,这皇帝的位置绝对是诱惑人的;后来许多南朝粉丝,包括帝王将相,才子佳人,也真信了,如李白在《永王东巡歌》就说:

二、五湖客范蠡**

司马迁的窝囊是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窝囊,但是他到最后应该不怎么窝囊了,因为他的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理想已经实现。他不就是为了《史记》而降生的么?别人是壮志未酬,司马迁是壮志已酬,从这一点看,他是幸运的,没什么可遗憾了。整个中国文学史上,用一生的精力呕心沥血地只写一本书的,只有司马迁和曹雪芹。他俩都把作品看得比命还重要,所以世罕其匹。请问中国还有谁的古文写得比司马迁好么?那些唐宋八大家、什么桐城派古文,跟司马迁《史记》、《报任安书》一比,都渺小了。《史记》文气连贯,感情喷薄,那些文章都不是“做”出来的,句句都是从肝肺里流出来的。

龙盘虎踞帝王州,帝子金陵访古丘。

五湖,说法不一。一说,指胥湖、蠡湖、洮湖、  湖和太湖;又一说,指  
湖、洮湖、射湖、贵湖和太湖。郦道元以长荡湖、射湖、菱湖、  
湖、太湖为五湖。各湖都在太湖附近。“五湖客”指春秋时范蠡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:“范蠡事越王勾践,既苦身戮力,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,竞灭吴,报会稽之耻。……以为大名之下,难以久居,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,难与处安,……乃装其轻宝珠玉,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,终不反。”又,《国语·越语》载,范蠡“遂乘轻舟,以浮于五湖,莫知其所终极。”《吴越春秋·勾践伐吴外传》亦有相似记载。又,相传范蠡献美女西施于吴王,平吴之后,取西子乘扁舟泛五湖而去。

三、阮籍[西晋]——“徘徊将何见,忧思独伤心”

千古诗仙李白,也把南京当作他梦想中的“帝王之州”,但五代十国的李唐时期,也有人发现了一种奇怪现象,南京虽然“虎踞龙盘”,曾经做过许多王朝的首都——“帝王州”,但历代在南京称制的王朝,短命者居多,许多帝王没“称”上几天“朕”,就倒在权力争霸的屠龙刀之下;王朝没有传上几代,就消失在政变者的刀枪剑戟之中。

古代诗人常引用这个典故表示功成名就之后,便急流勇退,遨游江湖,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这个典故的变体较多,如“五湖倦客”、“五湖扁舟”、“五湖归去”、“五湖烟水”等;上下文中有“范蠡”、“陶朱”、“鸱夷子”等(后二者为范蠡别名)以资识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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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唐代诗人刘禹锡和我们的诗仙李白唱了一个反调,他说:

唐、李白《古风十五首》之十八:何如鸱夷子,散发弄扁舟。

说到窝囊的人,自然少不了阮籍。他醉饮终日,穷途痛哭,种种的不拘礼法、放浪形骸,都可看做他内心苦闷的外化。

王浚楼船下益州,金陵王气黯然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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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籍有家学,父是建安七子之一,己为竹林七贤之首。他相貌瑰伟,风度不俗,是魏晋时期有名的美男。司马氏早准备了官职虚位以待,巴不得笼络了他来给朝廷撑撑门面,只要他愿意,随时可以去朝廷报到。可这些也不能给他带来丝毫的慰藉,他不仅郁闷,而且简直是焦灼和痛苦。他会在夜阑更深叹息沉吟,会到深山里长啸抒怀。

千寻铁锁沉江底,一片降幡出石头。

三、高卧东山谢安

阮籍之所以活得这样烦恼,一是环境的险恶令他壮志难酬。他有强烈的入世之心,要是没建功立业的念头,他怎会登高四顾,喟然长叹“时无英雄,使竖子成名”?但在司马氏高压统治下,机关四伏,暗礁遍布,天下名士,少有全者。阮籍还指望着能寿终正寝,不乐意在官场倾轧中引颈就戮,只好远离是非,居家避祸,诵读老庄,明哲保身了。但他名气实在太大,总有司马昭的人来骚扰,于是他时不时还要装疯卖傻来掩人耳目。孔子曾经曰过:“邦有道则智,邦无道则愚”,阮籍算是彻底实践了一把。二是对人生形而上的思考令他痛苦不已。环境再恶劣,总有人过得悠然陶然。好比刘禅自缚请降,寄人篱下,依然是“此间乐,不思蜀”。阮籍做不到那么没心没肺,他是中国第一个有悲剧意识的大诗人。他喜欢像个哲学家那样思考人生的意义——魏晋时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了——可他又每每想不出个所以然。但有一点他十分肯定:人生短促,死亡每时每刻都在迫近。那些如花美眷、高名厚利,一切的一切都转瞬即逝,意义何在?他传世的五言祖诗,主旨是遥渺的、感情是低沉的、背景是枯寂的,人生是阴冷的。

先贤,大家都说南京是如何地“虎踞龙盘”,可历史上的南京为什么老是出现“一片降幡出石头”惨象呢?

《晋书·谢安传》载,谢安字安石,“寓居会稽,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、桑门支遁游处,出则渔 
山水,入则言咏属文,无处世意。安虽放情丘壑,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。屡违朝旨,高卧东山。”

四、李商隐[唐朝]——“虚负凌云万丈才,一生襟抱未曾开”

在李唐之后的历史中,南京还“虎踞龙盘”着,还一如既往地做过多次“帝王州”,如南宋(赵构先定都于此,或许觉得这里都是短命王朝,遂迁往杭州)、明初、太平天国、民国,但都没能逃脱刘禹锡的“魔咒”:一片降幡出石头。

“高卧东山”或“东山”与其他词搭配,构成典故,如“东山岁晚”、“东山风月”等。这个典故表现游憩山水,淡泊仕进的生活情趣,常作为赞颂位尊爵显的官吏的比喻之词;有时,作者也用来披露自己的心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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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都南京的帝王们,经历着几乎是一类模式的国破家亡,问题出在什么地方?

宋、辛弃疾《念奴娇·岁建康赏心亭,呈史留守致道》:却忆安石风流,东山岁晚,泪落衣筝曲。

李商隐在45岁那一年死去。对于政坛来说,他的早逝无足轻重,但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,却意味着一颗巨星陨落。李商隐的悲剧并不在于他的天才薄命,而在于他那终其一生都进退维谷、左右为难的人生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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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商隐死在唐代倒数第五个皇帝宣宗时期。唐宣宗是个明主,人称“小太宗”。在他的治理下,这个曾经煊赫万分的大唐帝国似乎有了中兴的迹象,但事实证明只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,经受安史之乱、宦官专权、牛李党争的唐朝再也没能重现贞观、开元盛世。但是在诗歌领域,李商隐的出现,却掀起了唐诗的第三座高峰,足以跟盛唐、中唐鼎足而三,在这个诗的朝代即将退去的时刻,留下了一抹耀眼的余辉。

普通国人修房子,都有看风水之说,而一个帝王选定的国都,更是慎之又慎。明朱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称帝之后,他是知道南京有虎踞龙盘之说,也听文臣们讲过南京作为历代国都的惨痛历史。一度,朱元璋想学汉高祖刘邦,定都长安,因为长安为天下之背,退有山河四塞之险,进可扼天下之吭。但太子朱标考察长安之后,发现当时的长安已经破落得不成样子,如果重新建成大明国都,投入太大,另外水路不通,定都于此,交通运输是一个大问题。

四、披裘钓泽严子陵**

李商隐少年时期师事朝廷重臣令狐楚,并和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綯有着近似同窗手足般的友谊。李商隐才情纵横,少年得志。虽说他也有过考进士而名落孙山的经历,但在令狐氏的举荐下,他在25岁的年纪如愿金榜题名。

再则,朱元璋也没有好意思说出来,南京距离他们老家凤阳不远。项羽说人发达了,不回家如同绵衣夜行,朱元璋不是项羽,但恋家的情绪不可能一点没有。如江准地区有句俗语说:不要官儿大,只要不离家。“恋家”,是人之常情——本来,朱元璋想定都凤阳的,皇宫都已建造完成,但最终因宫城被怨恨的建筑工人埋了“魇怔”,导致朱元璋大开杀戒,花费数年建造的都城遂废于一旦。

《反汉书·逸民传》载:“严光,字子陵,一名遵,会稽余姚人也。少有高名,与光武同游学。及光武即位,乃变名姓,隐身不见。帝思其贤,乃令以物色访之。后齐国上言,有一男子,披羊裘钓泽中。帝疑其光,乃备安车玄 
,遗使聘之,三反而后至……除为谏议大夫。不屈,乃耕于富春山,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。”

他原本是如此春风得意的,但当他和王绮琴情定终身后,一切都改变了。王绮琴的父亲、也就是李商隐的岳父,是李党的干将。而李商隐的恩人、兄弟令狐父子是牛党的重臣。他的这场婚姻使得自己今后的政治前途顿时暗淡,李党视他为牛党卧底,牛党认定他忘恩负义。

另外,南京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,是他的第二故乡,所以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南京作为大明首都。但他对于南京所谓的虎踞龙盘之说,不太相信,希望用人造的风水,稳固他的国都。传说,朱元障为了系住龙脖子,从太平门开始,修筑城墙;顺富贵山向西,至九华山(古地名叫覆舟山)、鸡鸣寺(古地名叫鸡笼山),再延伸至傅厚岗、鼓楼(古地名叫黄泥岗),这片地域是龙身子,南京的城墙,就筑在龙身上;进入五台山,是所谓的龙脊梁,龙尾巴的位置在冶山道院,为镇住龙头龙身龙脊龙尾,沿途都修建有相关建筑。

古代诗人羡慕严光的为人,常以严光自诩,在诗词中用此典故表示自己轻视富贵,清高出世的思想。变体有“严光”、“严陵”、“披裘”等。

李商隐是重情之人,怎能忘恩负义呢?他曾经给做了宰相的令狐綯写诗表明心迹,但无济于事。他更不会因为受到妻子的拖累而后悔,看看他写给妻子情诗吧: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、“身无彩凤双飞翼,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、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……在绮琴死后,他到死也没有再娶,这一点,跟一边写悼亡诗词给妻子、一边坐拥红袖,醉入花丛的苏轼相比,实在是真切得多。

但朱元璋的大明,却没有按他的意愿发展,朱元璋死后四年,他希望的大明就灭亡了,而且是灭亡于自己人手里,所以依然是“一片降幡出石头”,以南京为国都的王朝,短命几乎就是一个历史的规律,个人以为,至少有三个原因。

唐、李白《古风五十九首》之十二:昭昭严子陵,垂钓沧波间。身将客星隐,心与浮云闲。长揖万乘君,还归富春山。

李商隐在牛李两党都有广泛的人脉,一方有他的恩公、兄弟;一方是他的岳父、爱妻。他对两方都抱有极其真挚的情感,但两党的势力却都要对他进行打压、弹劾。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悲哀。如果他能拿出无毒不丈夫的气概,挥刀斩断和其中一方的关联:要么令狐氏恩断义绝,要么跟妻子分道扬镳,都可以让他摆脱这种困境,从而平步青云,但是他做不到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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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杜甫[唐朝]——“文章憎命达,魑魅喜人过”

一、虎踞龙盘说法的错误。

五、梅妻鹤子林处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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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过南京的人,都知道,南京周边就几座小山,最高的钟山,海报仅三百余米左右,而且山势平缓,易攻难守。

林处士名逋,字君复,宋时钱塘人。卒后谥和靖先生。传说他结庐西湖孤山,二十年足不及城市。宋、阮阅《诗话总龟》载,林逋隐于武林之西湖,不娶,无子。所居多植梅蓄鹤。泛舟湖中,客至则放鹤致之。因谓梅妻鹤子云。又,宋、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十云:“林逋隐居杭州孤山,常蓄两鹤,纵之,则飞入云霄,盘旋久之,复入笼中。……”
其中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之句脍炙人口。所以林逋有“梅妻鹤子”之称。

杜甫不是个讨年轻人喜欢的诗人。因为他总是愁眉苦脸,满腹苦水,不像李白那样朝气蓬勃的。他每吃一口饭,就会思圣君,想皇上现在饿不饿啊?看见个茅草屋,就要哀黎元,想什么时候百姓才能住上豪华别墅高高兴兴的呢?杜甫这辈子就相当悲。他的祖父杜审言做过宰相,但到他这代一点光都没沾上,很郁闷。杜甫想不靠裙带关系也罢,他才高八斗,有恃无恐。据说杜甫在诗里回忆,说他年轻时候在公众面前提笔作文的时候,人们把他围得里三层外三层,要争相拜读,场面之宏大简直不亚于李白让高力士给他脱靴磨墨。但结果怎样?一代诗圣竟连个进士都没考上,只有靠着做四川省长的朋友的荫蔽才勉强安顿下来。杜甫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境况不佳,他没钱买酒还欠了许多债;他没钱盖瓦房只能住草屋,他的小儿子也饿死了。杜甫哭了,诗里写得明明白白“少陵野老吞声哭”,确实伤心,确实窝囊。

南京北侧,被视作天险的长江。江面开阔,且流势平缓,此处所谓的大江,在宋朝没能挡住赵匡胤得大兵;在明朝也没挡住满人的大兵……

诗词中以林处士作为高人逸士的泛称,常与“梅”、“鹤”连用,多用在有关西湖的作品中。变体有“处士”林处士”
“孤山”。

六、陈子昂[唐代]——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,笔者曾登钟山一游,站在钟山之顶,整个南京城都在脚下,一览无余,当时咱想,如果有一门大炮,嘿嘿,南京啊,是指哪儿打哪儿。

宋、辛弃疾《念奴娇·西湖和人韵》:遥想处士风流,鹤随人去,已作飞仙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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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下山翻历史资料,朱元璋的太子朱标登临钟山时,居然也是和我一样的想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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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子昂的事迹没有前几位伟大,名声也没有前几位崇高,但他人生的郁闷程度一点也不比前几位逊色。

所以南京旁边所谓的虎龙,都是一些弱龙病虎。从军事角度,对保卫,保护南京作用不大。一定程度上促成了“一片隆幡出石头”。

六、巢父许由

关于陈子昂为什么这么窝囊,乍看起来没什么理由。首先他家境好,万贯家财,其次科举顺,进士及第。按说不该哀叹人生困顿、怀才不遇了。而且他所处的时代,正是大唐王朝将近鼎盛时期,四夷臣服,也不用像后来陆游那样为了重整江山殚精竭虑。但他还是高兴不起来,这只能解释为个人气质使然了。陈子昂始终对现实不满,而能改变现实的人,他相信首选是自己,但是他这匹千里马、这块大金子没能受到应有的尊重,他直言诤谏,每忤权贵:给武则天献计献策,但不被重用,还跟朝廷显贵、武则天的亲戚结下了梁子。最后两度入狱、迫害致死。一句话,性格决定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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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巢父许由”,传说中的两位隐士。尧以天下让巢父,不受;又让许由,也不受。两人隐于箕山、颍水之间。晋人皇甫谧《高士传》谓巢父、许由为一人,但诗文中用作典故为两人。

陈子昂有一首《登幽州台歌》,千古绝唱。人都说“行远必自迩,登高必自卑”,但陈子昂登高,他感受到的却是难言的苦闷和孤独。那是庸碌的芸芸众生永难体味的自视甚高者的独白。

二、南京人(南方人)性格温顺。

诗词中将“巢父许由”作为高人隐士的代称,表示不贪富贵,摒弃高官厚禄的清高思想。变体有“巢由”、“巢许”。

七、陆游[南宋]——“壮志病来消欲尽,出门搔首怆平生”

几年之前,看到一个总结:南方的文人,北方的将,陕西的土地埋皇上。

唐、张说《  湖山寺》:若使巢由同此意,不将萝薜易簪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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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是南方的代表,中国的南方文人居多,民风温和,好于辩,不好于斗。笔者算是一个南方人,曾到北方求学,学习之余,喜欢在求学城市的大街小巷转悠,看到的一些小事,能反应出北方人与南方人性格上不同。如在北方,两个人碰车了,两句话没说完,就用拳头说话,大打出手;而在南方,两个人可能要争上两小时,争得唾沫横飞,面色发青,但多是不肯动手,所以中国历史的战争,多是北人伐南方人,南方人与北方人发生战争,南方基本处于挨打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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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知道陆游这个人,基本都是从小学语文课本里的那首《示儿》开始,从此陆游便在我们脑海里留下了一副挥之不去的爱国印象。这是怎样的一副图景,一个86岁的老人,在咽气之前,还颤颤巍巍吟诗一首,嘱咐他儿子,等宋朝把东京汴梁打回来那天,烧香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告诉他。可惜南宋不争气,连陆游儿子的儿子也没能等到这一天。

三、虎踞龙盘只是一个神话,或者说是一个谎话,是诸葛亮忽悠孙权抗曹的谎话,是一个政治大忽悠,类同孙权劝曹操称帝,一个意图。

七、楚狂接舆

陆游的遗愿没能实现,是够郁闷的。不过他一生所经历的郁闷还远不止此。譬如陆游年轻的时候考上过状元,但不幸跟权臣秦桧的孙子同榜,结果复试的时候状元就被黑掉了,煮熟的鸭子飞了;他做过官,但两次都被弹劾回家;他更乐意披坚执锐,纵横沙场,连做梦都是楼船夜雪、铁马冰河,但朝廷才懒得搭理他。陆游只好回村一边务农,一边做诗,成了老清客。壮志难酬,终老林泉,真是无奈之举,窝囊一辈子。

比较荒唐诡奇的时,许多人都把南京所谓的“虎踞龙盘”当真了玩,一群易忽悠,且性情温如绵羊的民众,居住的南京,即便是作了帝王州的南京,有敌来犯
,基本只有投降的份,所以刘禹锡们总是看到“一片降幡出石头”,刘禹锡之后的我们,也多是看到“一片降幡出石头”。

“楚狂接舆”出自《论语·微子》:“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:‘凤兮凤兮,何德之衰?往者不可谏,来者犹可追。已而已而,今之从政者殆而!’孔子下,欲与之言。趋而辟之,不得与之言。”

不过陆游好歹属于士大夫阶层,衣食无忧,生活条件相当不错。只是因为饱受儒家匡世救民的思想熏陶、出于南宋汉族士子的社会责任感,把自己折磨得抑郁寡欢到临终,窝囊和杜甫有一比,也够不容易的。

南京啊,南京,是一个千年以来,一直失败着的城市,千古失败帝王州!

“楚狂接舆”后来成为不满现实、佯狂处世的隐士的代称。诗词中用来抒发牢骚,或表示自己甘于隐匿的思想。变体有“楚狂人”、“楚狂”、“接舆”等。

八、徐渭[明朝]——“半生落魄已成翁,独立书斋啸晚风”

唐、陈子昂《度荆门望楚》:今日狂歌者,谁知入楚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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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渭就是徐文长,他是明朝最伟大的文学家。如果徐文长活在今天,那么他的书法无人可比,他的绘画无人可比,他的诗歌无人可比,他的戏剧无人可比,他的散文更是无人可比……在王维和苏轼之后,这样的全能型选手实属不世之才。

八、黔娄安贫守贱

徐渭活了73岁,在古人里寿数不短,享年和白居易一样。但两人的际遇真可谓天壤之别。白居易能在“长安米贵,居大不易”的地方考取功名,鲤鱼跳龙门,虽然被曾被贬过青州司马,但总的来说还是官越做越大,声动帝京,名播海外。徐渭却没这个命,一方面他才名早扬,身手不凡,6岁攻诗书,9岁作文章,有神童美誉;另一方面却蹭蹬科场,屡试不第。从二十出头锋芒毕露,到四十不惑,屡战屡败,无出头之日。科举对人性的扭曲不言而喻,无需多说,为求生计,他这样一个狂傲自负,嫉恶如仇的人只好给官吏做入幕之宾,难免写些官样文章。这种知行的歧出酿造了他人生的悲剧。他开始精神疯癫,先后自杀九次,用利斧击破头颅,以利锥刺破双耳,均未遂,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,你说窝囊到什么程度了。又发狂杀害妻子,锒铛入狱七年。这是不是跟现代诗人顾城差不多?晚景凄凉,卖字画为生,孑然一身,抑郁而终。死时仅有一只狗伴其身旁,床上连完好的席子都没有,窝囊到家了。

“黔娄”,战国时齐人,隐逸之士。家贫,不求仕进。汉、刘向《列女传》载,黔娄死,曾子往吊,见以布被覆尸,覆头则足见,覆足则头见。曾子曰:“邪引其被则敛矣。”黔妻曰:“邪而有余,不如正而不足也。”

徐渭毕生潦倒、愤懑、孤独,死难瞑目。身后却声名鹊起,煊赫万分。八大山人、扬州八怪、郑板桥、齐白石诸人都献心香一瓣,恨不能与之生逢同世,唯其马首是瞻。明朝著名文学家袁宏道为之作传,说他“胸中有一股不可磨灭之气,英雄失路,托足无门之悲”。堪称痛彻骨髓、入木三分。

“黔娄”后来成为甘于贫穷,不求富贵的隐士的典型。诗词中常用来咏叹贫贱夫妻,或自勉或慰勉妻子。

九、汪中[清朝]——“自是浮生易漂泊,不因霜露怨蹉跎”

晋、陶潜《咏贫士》:安贫守贱者,自古有黔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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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中是清朝的大才子。他才高学富,天资卓绝。是早熟的天才、士子的骄傲。但他命却很苦:幼年丧父,家境贫寒。他壮年的时候,又为了谋生四处奔波:经商、游幕,颠沛流离。到了晚年又一身的疾病,享寿不长。终其一生,没过几天舒坦日子。

九、伯夷、叔齐采薇

汪中学问之大,大到可以检校《四库全书》,这跟戴震、纪晓岚有一拼了。他令科举考官震惊,觉得这考生简直能做自己的老师了。但汪中不仅没能中进士,甚至也没能中个举人。汪中的文章写得漂亮,尤其是骈文,漂亮到什么程度,清朝名儒杭世骏以为“惊心动魄,一字千金”,郑虎文、朱筠等名儒称汪为奇才,被誉为“天地间有数之奇文”。

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:“伯夷、叔齐,孤竹君之二子也。……武王已平殷乱,天下宗周,而伯夷、叔齐耻之,义不食周粟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,作歌,其辞曰:‘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;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,忽焉没兮,我安适归矣?吁嗟徂兮,命之衰矣!’遂饿死于首阳山。”

就是这样一个骈文妙手,学术巨匠,却始终没有受到公平对待。但是他的诗却温存得令人诧异,他的诗里没有怨言,他根本不像屈原那样痛斥昏君、奸党、他至多流露出一点淡淡的哀伤,在压抑人性的社会里,他已经窝囊到懒得申辩了。

“采薇”在诗词中成为隐逸生活的代称。旧时文人罢官、遭贬、落第时常用“采薇”表示隐退之志,以示自己的高洁。

十、黄景仁[清朝]——“十有九人堪白眼,百无一用是书生”

唐、李颀《登首阳山谒夷齐庙》:寂寞首阳山,白云空复多。苍苔归地骨,皓首采薇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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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景仁字仲则,一般都叫他黄仲则。黄仲则和前面说的汪中是好朋友。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汪中是个大才子,黄仲则也是个大才子。汪中一辈子过得心酸,黄仲则这辈子过得更心酸。汪中只活了49岁,黄仲则只活了35岁……黄仲则精通书画,工于诗文。才高一世,遍学古今。但他跟汪中一样,也是屡试不第,四处碰壁,时乖命蹇,落拓平生。

十、避世墙东王君公

怎么评价黄仲则呢?可以打个比方。如果清朝词人只选一个,那么这个人只能是纳兰性德;如果清朝诗人只选一个,那么这个人只能是黄仲则。清朝有许多大诗人、大词人,但他们的创作完全比不上这两个人用情之深。许多女生都喜欢纳兰性德,因为其词情真,其词凄美。我要说纳兰词有多让人意乱情迷,黄仲则的诗就有多让人神魂颠倒。这两人很相似。虽然他们地位迥异,一个是满族贵胄,一个是布衣诗人,但却都是极其深情的人,这种人一般不会享年太久,纳兰别看是官二代,但也只活了30岁。

出自《后汉书·逢萌传》所记谚语。东汉王君公,遭乱,侩牛自隐。时人语曰:“避世墙东王君公”。后来,“墙东”成为隐者居处的代称,“避世墙东”成为隐居不仕的典故

北周、庾信《和乐仪同苦热诗》:寂寥人事屏,还得隐墙东。

唐、白居易《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》:平生心迹最相亲,欲隐墙东不为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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